前些日子，某地爆发商人罢市事件，影响甚大。颇有些人，指责商人唯利是图，甚至说，你们罢市吧，那样更好，我们这里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这些言论，闻之甚为遗憾、甚为忧虑！
商人自古就被冠以“奸商”称谓，被人所蔑视。唯利是图，冷漠无情是大众眼里商人的代名词。白居易在其《琵琶行》中借琵琶女写道：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。而一旦为商人正名，则会招致一片骂声。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文章《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》（茅于轼先生博客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9a3971），就曾经惹来不少攻击。
然而，作为理性的思考者，有必要追随茅于轼先生的足迹，为财富的拥有者----商人群体说上几句话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*货殖列传》中描写商人，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。商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，为了利益，不断地在各地奔走，每天要遇到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事，每天都要在未知的世界里去闯荡。特别是西方的海洋商业经济发展过程中，商人要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，危险无处不在，生死两茫茫！
我常启发我的学生，你们说中国人真的如历史书上说的那样“勤劳而勇敢”吗？勤劳也许能称的上，勇敢未必！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经济，发展出一个熟人社会，每天面对熟悉的人、熟悉的事，每天都在已知的世界里生活。我打了这样一个比方，早上，在听到熟悉的邻家公鸡的打鸣声中，你一觉醒来。梳洗出门后，和隔壁老李打了个招呼，跨过路上的水沟，远处老张家的狗正蹲在地上，老王家的孩子正把鸭子赶到村口的水塘里，老赵一家也正在把牛往地里赶了。一天农活忙过后，村里陆续燃起炊烟，走过村口的大树，一些人开始聚集在这里，唠起了张家长李家短的嗑。这是很多文学家所描绘的乡愁主题情景。
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方式，人们每天面对熟悉的人，熟悉的事，每天都在已知的，确定不变的世界里生活，会有危险吗？在没有危险的环境中成长，能够孕育出的勇敢的思想观念吗？恐怕不能吧！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能够见彩虹！
商人是不同的，要在未知的世界里生活并生存下来，需要勇敢，要尝试新的东西。历史上不就有“走西口，闯关东”所代表的探索未知世界的精神吗？而地处西南边陲的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汉子，就是一些经营茶叶和马匹的商人，但却是西部勇士的象征。商人应该是“勇敢，创新”的代名词。
说到人类社会，其实是一部人类利益的斗争史和人类利益的平衡史，利益冲突爆发了，则合久必分，利益平衡了，则分久必合。而一旦国家建立后，首要的事情就是通过发展经济来稳定社会。为何如此，因为富人家大业大，拥有财富，最怕社会动荡，财富不保。富人多了，社会就稳定和谐了。我常开玩笑说，社会上最希望动荡的人就是那些乞丐，巴不得天下大乱，他们好趁火打劫。经济学中就有纺锤形社会结构的说法，也就是说要发展富裕的中产阶级队伍，中产阶级一旦发展壮大了，拥有的财富多了，社会稳定的力量就大了。我国古人就有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的说法。
因此，商人除了是“勇敢，创新”的代名词外，作为财富的积累者，富人的群体，还是“稳定、和谐”的代名词。
我国古代就有政权到县一级为止，乡村社会里没有政府干涉，为“乡绅治理”模式，即乡村的开明绅士---商人群体，捐钱捐粮，修桥铺路，建学堂，带头带动一方百姓为地方搞建设。并不是宣扬绅士多么善良，这种社会结构在经济学中早有解释，即智猪博弈。
在博弈论（Game Theory）经济学中，“智猪博弈”是一个著名的纳什均衡的例子。假设猪圈里有一头大猪、一头小猪。猪圈的一头有猪食槽，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，按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，但是谁按按钮就会首先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（要去按动按钮，还要来回跑动），若大猪先到槽边，大小猪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∶1；同时到槽边，收益比是7∶3；小猪先到槽边，收益比是6∶4。那么，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，最终结果是小猪选择等待。“乡绅治理”就如同这“智猪博弈”模型，代表大猪的乡绅要召集百姓，要协调各方利益，最终虽然劳心费力把公益事业做好，但由于自家人口众多，家大业大，还是会获得一定利益。而代表小猪的众多小老百姓，最好的选择就是等待和搭便车。甚为可惜，笔者的《云南山区农业经济转型研究》一书中就运用了“智猪博弈”理论，被出版社编辑大笔一挥，改为“智力博弈”。外行指挥内行，多了去了！
所以，思考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，我们一直责骂：“美国是太平洋的警察---管的宽”，骂的对吗？再进一步思考之后，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的四大名著之一的《水浒传》，宣扬的“劫富济贫”思想，对吗？其实就是“劫富济匪”，其实，这是中华文化的一种悲哀！一个伟大的民族，是需要不断的反思的！
而对于商人群体而言，在流动中孕育了勇敢和创新，在拥有财富中希望稳定和和谐，而最重要之处则在于，在商业交易活动中创造了平等、自由的契约精神。
几千年前，欧洲意大利、荷兰等地的著名港口就活跃着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，在流动中打造了陌生人社会，大家互相不认识，也许一辈子就见一两次面，在这种陌生人社会的环境中进行商业交易活动，没有尊卑之分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也都是自愿达成交易的。都要按照合同法的规定，交易主体平等、自由缔结合同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交期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明明白白，没有谁被胁迫。而一旦合同签订，就要按照合同的约定不折不扣的办事。
西方社会，是一种在陌生人社会环境中，自由、平等的交易主体遵守合同发展出的商业文明，是由这种高度商业文明发展出的一种契约精神。这种契约精神在整个西方社会里的表现，则是人与上帝所订立的《十诫》，公民与政府所订立的《宪法》，公民之间所订立的合同、协议等。这一切的功劳，应该归功于商人群体，正是商人群体，推动了平等意识、自由精神和契约文明的产生和发展。
商人群体，又被称为资产阶级，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后，也必然会抗争，但这种抗争并不是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，毁掉这个社会，然后重新平衡利益矛盾。而是通过游行示威情愿，必要时也要通过暴力革命，但目的并不是重新利益分配的洗牌，而是要求一种底层公民的权利，缩小国家公权力。纵观西方几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7--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，英国出台了《权利法案》，法案中规定：不经过议会的批准，国王不能征税，也不能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；还规定国王既不能随意废除法律，也不能停止法律的执行。法国出台了《人权宣言》，宣称人们生来是自由的。在权利上是平等的；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而美国，由资产阶级抗税而缘起的革命运动，在其《独立宣言》中的第一条，就是“人人生而平等”，几乎是法国《人权宣言》的翻版。
对比中国，有二十四史，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矛盾日益积累，促成了起义运动，破坏都是巨大的，运动过后，建立一个王朝，再一次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矛盾开始冲突、加深。如此循环往复二十四次。只有依照习主席的治国理念，“逐渐把（公）权力关进笼子里”，才能缩小、协调政府与公民的利益矛盾，这一切，也只有骨子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契约精神的商人群体才能推动。
对于某地商人罢市，还有一种更为慷慨激昂、义愤填膺的言论，指责商人没有良知，是某地提供了商人经商的机会，商人们应该感谢某地。对此言论，不禁想到了西方国家的家庭中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，父母总是要感谢那个还在咿呀学语的小孩，是那个天使降临，带给我们父母多少的快乐，我们要感谢那个可爱的天使呀！而对比中国，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，在小孩刚刚能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总是一遍又一遍的要求自己的小孩孝顺自己的父母，而且孝不如顺。要听父母的话，即使父母错了，也要无条件的服从父母，甚至父母要子女死，子女也必须遵从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小孩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，想怎么样，就怎么样。在父母老了的时候，子女要像奴隶一样照顾高高在上的父母，几千年的熏陶，孕育出中国特色的孝文化，其中就有作秀的恣蚊饱血，犯罪的埋儿奉母，据说现在某地又发展出新的二十四孝。而在“平等契约”的环境下，只会发展出相互尊重、相互理解的平等和谐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，而不会有这种畸形的孝文化。
最后澄清一点，古代，应该是重农抑商之前，商人是被称为“尖商”，意思是经营粮食的商人，出售粮食时总是把粮食放在量器里堆得高高的，形成了一个尖尖，以此让利给顾客，故名曰“尖商”，后来，应该是出于“重农抑商”的需要，“尖商”从此变成了“奸商”。商人从此被打压了，而商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平等思想也被湮没了。
尊重商人群体就是鼓励勇敢和创新，尊重商人群体就是维护稳定和谐，尊重商人群体就是热爱自由、平等和的契约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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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天雨流芳网潘金哥（邮箱：3168556019@qq.com），来源天雨流芳网（www.tylfw.com）
